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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從一個保溫杯去理解金融業供給側改革

            王劍的角度15970902/25 13:53

            有的時候,我們不要糾結于太多玄乎的術語。有的分析,我們只需要用到一些商業常識,或者說,從商業常識起步。說得再通俗點,就是些做生意的常識。

            標簽: 金融市場 供給側改革 市場經濟

            來源:王劍的角度(ID:wangjianzj0579 )


            有的時候,我們不要糾結于太多玄乎的術語。有的分析,我們只需要用到一些商業常識,或者說,從商業常識起步。說得再通俗點,就是些做生意的常識。


            記住,任何生意,一邊是需求,一邊是供給。


            1990年代,我們老家有老板引進了日本先進的保溫杯生產線,生產出很高級的保溫杯(當然也很貴),結果賣得不好。別的老板一看,用機床沖一下鋼板,造出了低質量而廉價的保溫杯,就大賣了。很顯然,當時國內消費水平就是那樣。


            而再看如今,如果你再拿出那樣低質量的保溫杯,是很難賣出去的,因為大家消費能力提高了,對生活品質的追求也變了。


            供給要契合市場需求,包括總量的契合和結構的契合(即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也要契合市場需求),這是做生意的基本常識。


            我們所從事的金融服務業,也沒什么特殊性,照樣要服從這一常識。


            因此,我們的分析,也可以從總量、結構兩方面入手。


            一、總量維度


            我們首先要衡量金融業總量供給是不是適度。


            最簡單直觀的方法,即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例。根據統計部公布的數據,2018年我國該比例為7.68%,比最高的2015年(8.44%)有所下降(因為金融去杠桿和嚴監管)。但和歷史相比,仍然處于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。


            然后和其他國家和地區做個比較。先來看看美國的。美國經濟分析局直接披露該比例,數據顯示,美國2017年是7.5%,低于我國。


            當然,這個不能簡單橫比。


            中美兩國的金融結構完全不一樣,人家是直接融資為主,投資者直接購買了融資者的證券(股票或債券),會產生投資者的投資收益。如果這些投資者不屬于金融業(而是屬于個人或非金融企業),那么這項收入便不體現為金融業的增加值。而我國則以銀行主導的間接金融為主,會體現為金融業的增加值。因此,理論上,我國這個比例理應略高于美國。


            再者,我以前的報告中曾經指出過,由于我國銀行間接金融是信貸為主,對融資企業而言是債務融資,利息支付具有剛性。一旦經濟下行,企業收入下降了,但支付給銀行的利息是剛性的,這就導致企業總收入中支付給銀行的比例增加了,這也會導致經濟下行期,金融業增加值占比提高。我國2012年以來這個比例上行,有此因素。


            所以,我國這個比例略高于美國,似乎能夠解釋得過去。


            那么我們找一個也是銀行主導的大型經濟體,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。從日本內府閣披露的數據來看,近十多年僅為4%出頭,顯著低于我國。


            當然,沒有兩個國家或地區是完全可比的,而是各有各的原因。比如,我國香港地區該比例能達到17.52%(2017年),體現出轉口貿易港的特點:專注于貿易金融。再比如,我國臺灣地區該比例低至0.93%(2017年),這還是經過幾年回升后的結果,最慘的時候臺灣家長敦促小孩讀書用的語句是“你不好好讀書,將來只能去銀行”。事實上,這些小型經濟體跟我國大陸可比性不強。


            綜上,我們目前的該比例,跟日本比是明顯過高的,跟美國比是略低的(且可以解釋)。但從經濟結構上看,我國理應與制造業大國日本更像一點。所以,我們初步結論是,我國該比例可能是過高的。


            總量維度的結論:過剩。


            二、結構維度


            除了總量之外,更關鍵的問題其實是供給的結構。我們提供了這么多金融服務,生產了這么多金融產品,還加了這么多班,寫了那么多報告,到底為我國的實體經濟提供了多少有效服務呢?而實體經濟需要的服務,我們給了沒有呢?


            我國臺灣地區的金融業改革可以作為一個參考案例。


            1980年代末,臺灣地區的銀行業情況和目前大陸十分類似,包括民間借貸泛濫,利率高昂,而當時的公營銀行雖有富余資金(1976年開始臺灣也經歷了貿易大額順差帶來的貨幣過度投放)卻對實體經濟支持不力,銀行業金融中介功能不能完全發揮。1991年,銀行放貸利率在10%上下,而民間借貸利率卻高達22-27%,差異十分明顯。很顯然,從民間借貸利率上就能看出來,服務不到位。


            適逢1980年代西方國家處于金融自由化浪潮中,剛好1987年也是臺灣解嚴,因此臺灣政策當局于1990年代初開始允許創辦民營銀行,而后又有幾家公營銀行私營化。供給量開始快速擴大。


            但臺灣開設民營銀行速度之快,新設之多,則受爭議,并被認為是其后期全行業經營慘淡的主要原因。1990年前,全島有公營銀行24家(網點996個),而至2001年,銀行數已達到53家(網點3005個。均不計入外資銀行,外資銀行市占率一直很低,暫忽略),每萬人網點數1.34左右,而2010年臺灣每萬人網點數達到1.44左右,臺灣銀行業競爭程度可見一斑。


            這樣的供給量,實體經濟總該很爽了吧?


            可是后來,這些銀行陷入了同質化競爭的泥潭,最后是全行業的災難。因此,供給雖然很多,但都是同質化的,未必滿足得了多元化的市場需求。


            大家看了這個數字可能沒啥感覺,我們可以找一下對比:浙江省,我國大陸金融最為發達的省份,這里的人民身材瘦小,操著難懂的方言,但都有一項共同特點:特別擅長從銀行貸款。根據2017年數據,浙江的每萬人網點數是2.22左右,遠超臺灣競爭最慘烈的時期。


            然而,現實中,浙江的銀行的日子似乎并沒有臺灣當年那么慘淡。雖然也經歷了不良資產周期以及經營虧損,但這幾年也緩過來了。我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,便是浙江的這些銀行有明顯的客戶定位分層,有差異化競爭。一般而言,國有行做大中企業、城商行做城鎮中小微企業、農商行做城鄉的中小微企業……注意,我不是忘了說股份行,而是它們的定位確實不如前幾類銀行那么明確。


            而且,某些差異化定位明顯的中小銀行,甚至在自己的細分領域內,日子還過得相當不錯,創造了亮瞎眼的ROE水平。詳情請參見我們此前的銀行小微信貸業務的報告:


            國信證券-專題報告:銀行小微信貸業務深度:原理、模式與實例(2018-9-20)


            我們再來觀察浙江的銀行業總資產結構,與全國結構相比,存在一個明顯的區別,就是中小銀行的占比明顯高過全國,尤其是城商行、農商行尤其發達。正是這些中小銀行的業務員,戴著斗笠,穿著蓑衣,深入到了田間地頭,為廣大城鄉的小微、農戶提供各種金融服務。這個供給結構是符合浙江省的實體經濟實際的,相比全國而言,顯得更加均衡(當然,評價均衡程度并不容易,單看這一數據并不充分。萬一全國經濟結構就是需要那樣的金融結構呢?)。


            而浙江那些沒有差異化的銀行,在2008-2010年的信貸泡沫中陷入了高度同質化的競爭血海當中,最后承受了高額的不良資產,一地雞毛,也給當地經濟、金融生態帶來巨大的災難。想知道哪幾家的,可以搜索2011-2012年浙江溫州的新聞。


            這背后,體現的是結構問題。總量要適度,結構要合理,是任何生意都不可違背的兩點常識。供給的總量巨大,卻大多是無效供給,并不是實體經濟所需要的,形成了金融業的“過剩產能”。而真正實體經濟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,卻找也找不到,實體里的一大群人依然整天在抱怨得不到很好的金融服務,這就足以證明金融服務的供給存在欠缺。


            所以,結構維度的結論:失衡。


            三、小結:結構問題結構解


            以上兩個維度,首先,我們總量是略有過剩的。同時,由于小微企業等部門群體依然是服務不足,雖然供給側存在結構性問題。換言之,我們是總量過剩疊加結構失衡。這一問題,是我們金融業供給側改革的著眼點和出發點。


            而總量集中在部分領域中過剩,也意味著風險在這些細分領域集中,未來可能誘發風險,也成為政策當局的心腹之患。


            在過去的幾年中,我國的金融去杠桿是取得成效的,但是,金融供給側結構有沒有合理調整呢?從某些數據上看,隨著金融去杠桿的推進,大中型銀行的占比反而提高了,似乎事與愿違。行業頭部集中度越來越高,是不是代表著更好的供給結構呢?或許未必。


            金融供給側改革,和金融去杠桿,真的是兩碼事(當然也并不矛盾)。金融去杠桿,是致力于讓金融體系的杠桿水平下降,比如要壓降同業業務等高杠桿業務,遏制表外理財等變相加杠桿的業務。而金融供給側改革,則是致力于讓金融產品與服務的供給更加契合我們實體經濟的需求,是結構的調整。


            兩者之間也有關聯:正因為大家都拼命擠到一塊去,不做差異化競爭,導致大家收益率越來越低,只好鋌而走險,通過加杠桿去保收益。


            金融供給側改革,具體到微觀層面上,則有很多任務要做的。首先,大量金融機構,現在這個時點就不要往熱鬧的地方湊了,最后怕又是一地雞毛。服務不足的領域,才是開發程度不高的藍海,應該抓緊著手布局。最典型的就是小微、三農、零售等領域,而且是這其中的那些高度非標準化的業務領域,真正考驗銀行風險定價能力的領域。


            當然,你從來沒做過的事,短期內也不可能馬上掌握方法,還是需要一個邊學邊練的過程(甚至還要交點合理的“學費”),一哄而上的話也會導致悲劇的發生。因此,這個供給側結構調整,會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,也不宜操之過急。


            所以,在金融供給側改革大潮來臨之際,放下身段,深入民間,真正為老百姓提供實打實的服務,幫人解決問題,獲取信任,才能讓自己不被改革大潮卷走,并為此享受合理利潤。


            最后奉上一張圖:調研時看到某小微銀行辦公室的斗笠,不是擺拍,這是他們的日常裝備。



            沒這裝備,你就得小心被供給側改革了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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